腊月十九，位于临沂兰山区的一个老旧家属院里，三楼的西侧门口被撬开。门牌锈迹斑斑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“3”。邻居们发现老张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下楼，平日他总是雷打不动，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门，提着一个褪色的蓝布袋，去附近的糁馆吃早餐。然而在腊月十四那天，糁馆老板老赵等了他一整天也没见到他。第一次觉得可能是因为天气寒冷，他睡过头了；第二天再没来，老赵便让员工去楼下查看，回来汇报说敲门无人应，却发现屋内的灯仍旧亮着。经过反复思量，老赵猜测他可能回老家了。直到腊月十九，楼下邻居在空旷的楼道里闻到一股异香——既像是煤气，又像是烂掉的食物，便决定报警。

警察与开锁公司迅速赶到，门一开，客厅内的灯还亮着，电视机仍在播放山东卫视，但音响早已消失。张德厚静静地躺在卧室的床上，被子盖到胸口，外面的一只手紧握着遥控器。法医判断为心源性猝死，看似已经去世四五天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。他享年六十七岁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去。

老张的一生说来简单。年轻时他曾结过婚，但不到两年便离了，生无所赡。他的兄姐都在临沂的县城，日常联系极少。父母早已离世。社区工作者在查看他的手机时，发现他的通讯录里仅有大约二十个联系人，大多数是送水的、维修工人和社区网格员。张德厚最后一次拨打的电话是腊月十三晚上打给他的哥哥张德明，通话时长仅四十七秒，内容无人知晓，也再无人可以得知。

后事由他的哥张德明来处理。身为七十三岁的老爷子，腿脚不便，拄着拐杖从县城赶了两个小时的大巴，最终在殡仪馆见到了弟弟的最后一面，然他并未流泪。当社区工作人员询问后事安排时，张德明坚定地表示将其火化，骨灰带回老家，埋在父母身边。接下来则是整理遗物。

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约六十平方米，客厅内是一张旧沙发，一张茶几，一个老旧的液晶电视。茶几上搪瓷缸内泡着的茶叶已浑浊不堪，表面漂浮着一层毛。旁边有一袋拆开的煎饼，坚硬得可以砸核桃。厨房灶台上留着半锅白菜炖粉条，绿色的霉菌长得分外繁茂。冰箱内仅存几个鸡蛋、一包盐和半瓶酱油。衣柜里存放着几件左侧的外套，颜色各异，洗得发白，领口磨损严重；右侧则是几件旧毛衣，其中一件肘部还有补丁。衣柜最底下压着一个生锈的铁饼干盒，盒盖已盖不上，里面藏着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离婚证、几张老照片，还有一张磨损严重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，签名栏却是空白的。

张德明拿着卡问社区工作人员该如何处理。工作人员建议去银行查询余额并办理继承事宜。于是他前往兰山区沂蒙路上的农行，排队等候了四十分钟。当柜台的小姑娘刷下那张卡后，她愣住了，先是看屏幕，再回头看保险柜。“您跟这张卡的主人是什么关系？”“我是他的哥哥。”张德明答道，“你带身份证了吗？”“带了。”“死亡证明呢？”“也带了。”姑娘将信息录入系统，屏幕上显示出一个数字，她立即站起：“您稍等，我去叫主管。”

主管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，以深蓝色制服搭配整齐的发型示人。她转过屏幕，指着上面的数字告诉张德明：“大爷，您账户上的余额是……六百六十万。”张德明愣了一下，重复问：“多少？”“六百六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二块八毛。”他听到后坐在椅子上，拐杖靠在一旁，手平放在膝盖上，身上的灰棉袄袖口磨得闪亮，仿佛整个大厅的喧嚣都与他无关。经过一阵沉默，他再次请求：“你再查一下。”

主管确认后再次告诉他：“确实是六百六十万。”

六百六十万，这在临沂足够购买两套像样的房子。然而张德厚一直居住在简陋的老旧房子里，穿着打补丁的毛衣，喝着发黑的茶叶水，冰箱里只有几个鸡蛋，锅里煮着长霉的菜。他每天的早餐依旧是糁和油条，生活十多年如一日。最后一次拨打给兄长的电话，简短得不到一丝温暖。正如古话所言，“有钱不置半年闲”，但老张这一生，钱却过得如同他一样的寂寞。

张德明在弟弟的房子里坐下，眼前是发黑的茶水，电视依旧亮着，他随手关掉了。沙发扶手上搭着一件灰色外套，领口同样磨损严重。他抖了抖那件外套，口袋里掉出一张超市购物小票，日期显示为腊月十二，花费三十六块七购买了一袋盐、瓶酱油、两斤鸡蛋和一袋煎饼。小票背面歪歪扭扭写着几句：“省着点，还能花到过年。”张德明紧紧握着那张纸条，坐在沙发上，回想良久。

这笔财富的由来慢慢被曝光。年轻时，张德厚曾在临沂的机械厂当过工人，但厂子倒闭后他开始自己创业。起初在夜市摊位上卖袜子，后来又开了一家小店，售卖劳保用品，如手套、安全帽等。他经历了二十年的奋斗，积累了些许财富。随着拆迁的发生，小店也在补偿范围内，得到了不为人知的赔偿。离婚后，张德厚就没再寻觅过伴侣，尽管有人为其介绍，他也从未表示过兴趣。大哥问过他几次，德厚只是说一个人生活惯了，而大姐则对此表示不解，认为他是怕穷。但张德明并不认同，他相信弟弟心中始终压抑着一些秘密，然而这些事，总是无从说起。两兄弟相隔六岁，成长过程的刻痕仍在。